在这里 探讨刻不容缓和至关重要的全球治理的未来

选自《共识还是冲突？》，王辉耀、麦启安主编，外文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前言

从未有如此之多的权威作者济济一堂，针对当前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深入探讨全球治理的新思路。各位作者对全球面临的史无前例的剧变表达了深切关注，详述了人类面临的多重危机和其导致的前所未有的动荡，阐述了危机让人类陷入艰难选择的原因，这些危机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人类文明陷入崩溃，任何导致冲突的解决方案，都有可能增加灾难风险。

在此背景下，人类必须就全世界的未来达成共识。各位作者提出了诸多思路和可行的新政策，剖析了共识的内涵，并一致认为达成共识是人类发展的必由路径。

全球化精神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对于维护和平且可持续的世界秩序不可或缺，并有助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新冠疫情的肆虐，对实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秩序构成了巨大挑战，这也是敦促编者编写此书的一个重要因素。

很多作者在文中都强调，近几十年里，中国从全球化发展中获益良多。同时，鉴于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他们也非常重视全球化进程面临的威胁。

相关文章对当前的全球治理挑战与二战造成的动荡进行了对比，也正是二战这场灾难，催生并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有几位作者强调，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对这种“秩序”或“制度”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秩序的核心是创立联合国（UN）、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后者最终演变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本书特邀作者提供了有关全球治理趋势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发人省思。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世界人口约为 25 亿。到 2021 年，世界人口总数超过78亿。当今全球人口分布数据显示，美国人口不到全球的 4%，欧洲人口不足全球的 10%，而到目前为止，其余 86% 的人口对当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制订，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因此，许多作者竭力主张全球治理亟待变革，以反映全球 86% 的人口的意见。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迟滞于“扁平化、互相融合”的全球化世界

我们有幸与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交流，其思想和对发展趋势的见解启发了我们主编这本书。

世界是瞬息万变的、休戚相关的、深奥莫测的、兼容并包的。首先，世界是瞬息万变的，因为变革的速度已经加快。其次，当今的世界不仅是平的，也是休戚相关的。各国不仅相互联系，也相互依存。技术发展和气候变化影响让全世界休戚与共。第三，世界是深奥莫测的。深度（deep），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字眼。我们的触角遍布世界各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已经非常深入透彻。我们不得不创造出一系列新的词汇—深层政府（deep state）、深度思维（deep mind）、深度医疗（deep medicine）、深度研究（deep research）、深度伪造（deep fake）—来描述一些已然深入人心的事实。我现在人在华盛顿，却可以通过谷歌地球（Google Earth）来查看中国不同地区的公开卫星图片。最后，世界越来越开放。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是狗仔、电影制作人、记者、出版人，而不再需要编辑，也不再有内容筛选。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愈发瞬息万变、休戚相关、深奥莫测、兼容并包。这便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核心治理挑战。我们该如何治理这样一个世界？这是全人类需要解决的难题。

旨在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政策

我们邀请富有声望的撰稿人，就 21 世纪全球治理和全球化方案发表见解，解释为什么共识而非冲突才是人类的未来发展之路。大多数作者选择分析为什么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亟需改革。并且，大多数作者强调，改革迫在眉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跨国挑战与治理中心主席安明傅（Amitav Acharya）教授认为，新冠疫情开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多样性的世界，即“G20+ 世界”，主要参与者不再仅仅是大国或单一民族国家，还包括在多个交叉层面发挥作用的机构、企业和网络。

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H. E. Shaukat Aziz）阁下，回顾了自己在巴基斯坦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中的经历，建议在联合国支持下建立一个全球一站式救灾组织。作为全球顶级银行家，他还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必须进行重组，以适应数字化时代和生态圈时代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美国学者、经济学家、现居中国的大卫·布莱尔（David Blair）教授，从权威视角对全球治理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国现在和未来短期内仍将继续保持军事和经济上的全球主导地位。然而，他警告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相当大。

外交部前副部长、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特聘教授何亚非，从中国视角阐述了个人观点。他对全球治理改革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规避零和地缘政治；第二，捍卫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第三，认真推行全球减贫工作；第四，恢复守望相助的精神。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前任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为全球治理改革贡献了真知灼见。他认为，现行的世界体系不需要被彻底推翻，新秩序既要服务于传统大国也要服务于更多新兴国家。他的结论是：全球化可以继续为人类增加福祉。

作为俄罗斯交通部前第一副部长和资深学者，弗拉基米尔·亚库宁（Vladimir Yakunin）博士从俄方立场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权威观点。他强调，当前的危机是全球性和系统性危机。这场危机既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有经济模式和全球政治体系缺陷的产物。

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主张由二十国集团（G20）和联合国牵头对全球治理进行改革。他在文中写道：多边治理体系在应对新冠疫情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十国集团有能力调动全球资源。同时，维护全球政治秩序和全球治理应以联合国为中心。

本书联合主编王辉耀认为，在全球即将摆脱新冠疫情之际，人类迎来了开启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反思全球治理的良机。中国可以通过支持强化现有机构的方式来帮助引领这一进程，如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升级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改革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治理的政策

彼得·毛雷尔（Peter Maurer）是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他重点谈到四个关键问题：第一，如何协调人道主义、安全、稳定与和平建设等各项议程；第二，如何与冲突中的武装分子进行冷静有力的对话；第三，如何打破暴力循环；第四，如何努力构建多样化的伙伴关系，找到打破政治僵局的办法。

刘远立教授是一位常驻北京的全球公共卫生专家，他认为：新冠疫情向世界揭示了人类共同体的脆弱性，也彰显了人类的力量。人类能在短期内研制出疫苗（2020 年前这已是常态），这凸显了人类的力量，但他同时也警告称，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这类多边机构存在弱点，但绝不能对其进行削弱。

著名经济学家、“金砖四国”（BRICs）概念的提出者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勋爵认为，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卫生治理的极度薄弱。他担任英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AMR）审查委员会主席并致力于调查全球抗生素滥用情况，并于 2014 年发布了《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评估报告》。他敦促各国从新冠疫情中吸取教训，以指导全球公共卫生改革和改变抗生素滥用情况。

著名汉学家凯瑞·布朗（Kerry Brown）教授曾是一名外交官。他认为，对于美国和欧盟而言，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必须学会求同存异。他强调，拒绝与中国合作将弄巧成拙，与中国脱钩并非一种明智之选。

通过教育、人文交流和移民治理来培育下一代

英国科学委员会前主席基思·伯内特（Keith Burnett）教授强调，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与西方国家的民间交流。实地了解和切身体会有助于打破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狭隘偏见。他认为，如果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语言，就不可能全盘地理解整个世界。

杰弗里·雷蒙（Jeffrey Lehman）现任上海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常务副校长。他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跨国性大学全球网络的价值。在他看来，全球治理改革应旨在捍卫人类求知欲和学术自由，包容持不同世界观的人士以使他们获得各国政府的尊重和保护。

苗绿博士是 CCG 秘书长和移民与教育问题学者，她认为虽然人才流动对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与国际贸易和金融等其他经济领域相比，人才流动的全球治理被严重忽视。她指出，我们迫切需要为人才流动建立新的全球性机制。

白金汉大学前副校长安东尼·塞尔登爵士（Sir Anthony Seldon）给出了需要优先考虑教育合作的四个理由。首先，国家之间的鸿沟越深，合作的必要性就越大。第二个原因是共同的历史渊源。第三是分享式学习理念。最后，尽管存在种种困难和意见分歧，西方国家仍然应该想方设法地与中国开展更多贸易和建立友好关系，否则将非常愚蠢。

全球治理趋势与应对数字和生物圈革命

赫尔曼·豪瑟博士（Hermann Hauser）是阿马迪斯风险投资公司（Amadeus Capital）的董事长，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数字革命。他揭示了数字和生物圈革命如何对国家主权造成新的威胁。他强调，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的主权观点已然过时，各国现在面临的经济胁迫不亚于军事胁迫。

彼得·诺兰教授（Peter Nolan）是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中国中心（China Centre at Jesus College）主任。他的分析表明，我们需要将“物联网”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考虑。然而目前，整个“物联网”由来自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公司主导，这便在全球治理中埋下了冲突的隐患。

丹尼斯·F. 西蒙教授（Denis F. Simon）是杜克大学中国商业和技术研究学者。他认为 21 世纪是一个国际科技交流活跃期。他认为全球化使得人员、产品、服务和知识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跨国界流动，但同时他也置疑中美关系紧张会否抑制这些趋势。

詹姆斯·G. 麦甘博士（James G. McGann）是智库分析领域的全球领军人物，生前任职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他论证了智库在教育和学术领域的重要作用。然而，麦甘博士也阐释了全球化大趋势如何令智库处于不利境地，并敦促全球智库探索使用创新方式来呈现信息，以便在当今世界中保持一席之位。

非洲、亚洲、北美和欧洲的全球治理视角

让 – 克里斯托弗·贝斯（Jean-Christophe Bas）是全球指南针智库（Global Compass）的首席执行官。他认为，避免世界走向两极格局至关重要，他呼吁欧盟的外交政策应在修正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更加积极和战略性的作用。他还分析了欧洲各国为何难以形成应对这些挑战的一致立场。

多年以来，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一直是美国贸易谈判的主要官员。她在文中写道，20 年前，亚洲在全球经济产出中的占比不足三分之一。从今天展望20年以后，亚洲的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美国就可能失去在这个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地区制定贸易规则和规范的机会。

新冠疫情对几乎所有国家的治理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中国取得了亮眼的成绩，而欧盟和美国却一败涂地。这是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教授（Martin Jacques）给出的观点。他更新了自己于 2009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书的观点，并预测世界正处于“大转型”时期，权力重心正从西方向中国转移。

新加坡全球战略咨询公司先知地图（FutureMap）创始人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是一名印度裔美国人，他提出亚洲正在崛起。帕拉格·康纳重点分析当前的核心发展趋势：随着从人工智能到基因治疗等各种技术以革命性的速度发展、以新奇和意想不到的方式碰撞，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想象力和创造力将变得至关重要。其次，他认为必须接受世界的复杂性。

马凯硕教授（Kishore Mahbubani）是一名杰出学者、前外交官，曾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他认为，美国犯下三个战略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放任美国 1%的富豪从全球化中攫取了巨额利益；第二个错误是削弱了政府机构；第三个错误是允许 1% 的富豪在美国建立起影响甚广的财阀统治。

就职于开普敦大学的卡洛斯·洛佩斯教授（Carlos Lopes）发出了来自非洲的声音。他用数据说明人口将如何影响全球治理。非洲当前的人口为 13亿，一些预测显示，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翻一番。他在文章中写到，关于非洲的叙事往往是负面的，但非洲最终将成为26亿人的家园，整整占到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日本财务省前副财务官、知名学者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教授，从日方角度提出了日本可以在改革“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式。河合正弘认为，日本可以通过与美国、欧盟和中国合作，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使其重新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的中心舞台。

未来全球治理与发展趋势可借鉴的历史经验

波兰前副总理、著名学者格泽高滋·W. 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odko）教授，提出了“中国主义”（Chinism）概念。中国主义是一种以多种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以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有限的政府管制为特点的综合经济体系。中国主义帮助中国消灭了物资短缺，抑制了物价上涨，这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难以做到的事情。

作为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有着非凡的商业头脑。在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下，他从历史角度出发来诠释当代商业趋势和全球治理。他强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揭示了一些历史发展模式，这些模式说明全球化始终是周期性的。他认为，随着美国重新转向孤立主义，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推动者。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建议，中国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应该吸取历史教训。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努力追赶其他国家的脚步。中国要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就必须发展自主创新，不断完善制度。

治理中的“软实力”、债务负担与沟通危机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前院长约瑟夫·S. 奈（Joseph S. Nye Jr.）是“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提出者。他认为在面对全球性挑战如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时，权力成为一个正和游戏，一个国家不能只想着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也必须要考虑分享权力。

苏铭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是多家成功跨国企业的创始人和商业领导者，他表示，正如我们必须为应对气候变化、消除不平等和再培训劳动力的投资买单一样，我们也需要深思熟虑如何偿还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欠下的巨额必要债务。

CCG国际专家委员会主席麦启安（Alistair Michie）认为全球正面临着沟通危机。他强调当前的沟通危机正在侵蚀社会凝聚力。如果任由这种侵蚀继续下去，将严重阻碍全球社会变革和人类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如果中美两国联手，则可以化解这场危机。

共识还是冲突？

作为同事和联合主编，我们之间的合作建立在对诸多问题的共识之上。我们的一个主要共识是，智库的作用极其重要，随着变革步伐的加快，以及世界必须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特殊危机，智库的作用愈加珍贵。在理想状态下，智库支持政府工作，为政府提供多角度多来源的建议，这些建议应该可以被转化为应对治理挑战的政策。我们真诚地希望，书中的诸多观点可以为新政策的制定提供助力并惠及全人类。

作为联合主编，我们再次对所有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期待他们的思想能够激发富有成果的对话，探讨刻不容缓和至关重要的全球治理的未来，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挑战。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够从书中的多元化观点中得到启发。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曾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治理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休戚相关的、深奥莫测的、兼容并包的世界？”希望此问题能够引发读者思考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

王辉耀 港澳赤兔（CCG）创始人兼理事长

[ 英 ] 麦启安 港澳赤兔（CCG）国际专家委员会主席

于中国北京与英国爱丁堡

 

图书目录

第一部分 旨在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政策建议

重蹈覆辙还是奔向美丽新世界

新冠疫情是迈向未来全球多极化合作的催化剂

自由主义霸权是否会在亚洲引发冷战

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的挑战与重构

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陷阱、原则和优先事项

混乱的世界亟需负责任的领导力

重振二十国集团以战胜全球系统性危机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启

第二部分 改革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治理的政策建议

如何在冲突四起的世界为全球化赢得更美好的未来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三个重要启示

探索构建全球卫生体系的正确途径

如何在分裂时代塑造中国与世界的伙伴关系

第三部分 通过教育、人文交流和移民治理来培育下一代

应对当代科学挑战应从人文交流入手

跨国性大学应被视为探索世界的殿堂

全球人才流动：趋势、挑战及全球治理建议

青花垂柳图案带来的终生启示

第四部分 全球治理趋势与应对数字和生物圈革命

技术、主权与现实政治

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趋势：全球化、竞争与“物联网”

中国国际科技发展趋势与中美关系

面对政策困境与变革时代，智库、政治与政策建议的全球发展趋势和转型

第五部分 非洲、亚洲、北美和欧洲的全球治理视角

欧洲的视角和行动

美国是否错失了从方兴未艾的亚太贸易协定中获益的机会？

新冠疫情、全球治理与“大转型”之年

全球化的未来要看亚洲

全球化已死，全球化万岁！

21 世纪会是“非洲世纪”吗？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日本对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作用

第六部分 未来全球治理与发展趋势可借鉴的历史经验

中国主义与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对全球治理的启示重返多边主义如何激发中国的经济活力

第七部分 治理中的“软实力”、债务负担与沟通危机

中美之间：展望未来四十年新冠疫情与必须承担的额外债务世界正陷入沟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