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五国：世界秩序新的延伸 | CCG研究

金砖国家作为一个跨区域、全球性的国家合作组织，其成员国不仅在文化历史上有较大的差异，在经济发展和全球秩序构建上也都有各自的计划和打算。这种强烈的差异性，使金砖国家未来的磨合和发展对全球化的未来具有样本意义。

金砖五国：差异与磨合

长期以来，在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秩序中，多边主义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政策选择。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区域大国是冷战结束以来多边主义的重要倡导者。2001年，时任高盛资产管理业务主席的英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将上述三国和中国划为“新兴经济体”。奥尼尔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判断， 10年后上述四国的经济总量将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据更高份额，四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对全球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G7有必要向上述四国开放，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经济决策制度。

中俄印巴四国的英文缩写，按照一定顺序排列的话，刚好是“BRIC”，与英文“砖”（brick）读音相同。虽然奥尼尔仅仅是从研究角度看待这四国，但“金砖国家”的说法不胫而走。后来还出现了类似的“ VISTA五国” 等说法，不过从体量和组织上来看，金砖国家影响力远超后者。金砖国家均有意愿在当下国际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各方走向合作，使金砖由一个研究概念变成了一个合作机构。2006年，金砖国家召开了首次部长级会议。2009年，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首次领导人会晤，金砖国家正式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2010年，南非成为金砖国家成员，使“ BRIC”变成了“ BRICS”。目前，金砖国家的总人口超过 31亿，占全球人口总量 40%以上。五国的 GDP总量占全球 GDP总量之比，从2001年的约 8%上升到 2019年的 23.2%。

金砖国家之间具有较大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文化、经济和地缘政治等领域。五国中，中国的 GDP总量是南非 GDP总量的 37倍（2018年世界银行数据），人口是南非的 24倍。宗教信仰上，东正教、印度教、天主教、新教分别是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的主要宗教。在地理距离上，五国分布在四大洲，其中仅有中国分别与俄罗斯、印度接壤，五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有较大差异，且中印之间还存在领土争端问题。各国在经济结构上也各有不同。金砖国家组织既有区域性，也有全球性，这使其在全球治理机构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由于五国之间存在差异，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并不寻求建立一个核心领导机制，而是采用协商一致的办法应对共同关注的问题。五国对发展经济有强烈的愿望，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有较强的改革意愿。金砖国家一方面致力于自身在 IMF内部投票权的提升和世界银行股权审议，另一方面则试图构建一个五国内部的金融秩序，其中的两个主要金融合作机制是 2016年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 2014年建立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值得一提的是，成立新开发银行和 CR，都是来自中国的建议。

新开发银行和 CR机制既是创新，也是传统的延续。它们的创建借鉴了 IMF和世界银行的方式，在组成结构和功能上都模仿了这两家机构。新开发银行和 CR虽然在机构上独立于世界银行和 IMF，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之间的作用是互补的，甚至金砖机制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例如，CR的相关规定就显示，如果某一借款国需要提出超过其货币互换额度的 30%，该国就必须与 IMF达成平行的援助协议。

在新开发银行的决策权上，中国所提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方式得到实践。五个成员国均分新开发银行的股份，每国各占 20%，各成员国出资的份额也相同。在 CR上采取的做法则有所区别，除了 5%的投票权由五国均分，其余投票权按照各国出资比例决定。中国在 CR中拥有的投票权最高。新开发银行到 2019年已有 102亿美元账面贷款，为实缴资本的多边银行中最高。

新开发银行和CR是金砖国家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之外成立的融资机构以及金融机制。此外，五国还在酝酿成立金砖国家跨境支付系统以及评级机构。这套新的金融体系是在“体系外”的新尝试，但并未完全脱离原有世界体系，也并不谋求脱 离原有世界体系独立。不过，金砖金融体系仅适用于五国之间，未经较大的危机考验，实验性质浓厚，普适性还有待观察。

在经济领域之外，金砖国家的多边主义色彩还体现在政治安全领域。为了将金砖政治安全合作推向常态化和机制化，并就重大国际安全问题及时对表、协调立场，金砖国家成立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晤机制和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机制。目前两个机制在地区安全问题（如叙利亚问题）、能源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均发出了自己的声音。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公报倡议“国际社会建立一个真正广泛的全球反恐联盟”，发出了金砖国家对于遏止全球恐怖主义的呼声。

G20是金砖国家推动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进展的重要平台。作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性产物 ，G20在应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欧债危机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后， G20逐渐演化成了三个集团：发达国家集团（ G7+欧盟）、金砖五国集团以及由中等国家组成的 MITK集团（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韩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为游离在各方之间的成员国。圣彼得堡峰会也标志着三方之间在 G20平台上就全球治理展开博弈。由于迫在眉睫的问题得到缓解， G20的议题逐渐变得宽泛，其范围从解决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到推动性别平等，无所不包，各方利 益严重不一致，导致 G20目前的运行效率堪忧。中方和一些成员国曾建议 G20设立秘书处作为执行机构，但这一建议未能得到落实。金砖国家在峰会前实现了协调立场，维持了金砖各国在 G20这一全球平台上的立场及行动一致，这对金砖国家的团结协作来说是重要的考验。由于金砖国家的极力主张， G20峰会将多边主义（ 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和自由贸易（ 2019年大阪峰会）写入峰会宣言，这对于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无疑有重要意义。

“金砖 +”：独特的发展方式

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公报上提出了采用“金砖 +”模式，“致力于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金砖 +”模式有利于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打造成最有影响力的南南合作平台，为金砖国家合作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金砖国家与现有的联合国体系以及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也并不互相排斥，这有利于国际秩序的渐进式改革和创新。

金砖国家在经济金融领域合作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比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进展要多得多。但无论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还是应急储备安排，目前还未真正受到危机的考验。金砖国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表现也仅限于呼吁和声明，缺少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金砖国家协调机制的进一步升级，有赖于五国之间更加紧密的沟通和协调。不过，金砖五国的经济发展存在极度不平衡。自 2000年以来，除了中国和印度在全球 GDP总量中的占比上升之外，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占比实际上出现了下降。这种变化可能影响到五国内部的力量平衡，制约其实施效率。

金砖五国的关系进展还将受制于各国自身的发展趋势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除了中国外，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都或多或少陷入地缘政治问题中。在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至今无法修复；印度则陷入国内不断升温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中，与巴基斯坦依旧龃龉不断。印度试图维持自身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势力范围”，其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颇感兴趣。中印在领土问题上的冲突，以及印度对于自身地缘政治的浓厚兴趣，可能会导致中印关系出现起伏，从而影响到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这是金砖国家关系中的一个弱点。在巴西， 2018年当选的总统博索纳罗号称“巴西特朗普”，整体上代表了巴西政局向右转的趋势。不过，虽然他持亲美政治态度，但并未减少巴西在国际合作上的注意力。总体而言，金砖国家机制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机制，它保持着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活跃，但其影响力很难说已经超越了五国本身。金砖国家试图通过“金砖 +”而不是通过扩员来提高影响力，就是因为五国本身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体，扩员只能增加矛盾，而不能增加影响；“金砖 +”的方式则更加灵活，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金砖国家机制是中国通过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的尝试之一，它为中国在当下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宝贵而且有效的经验，对中国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不无裨益。

金砖的“核心”和软肋

金砖国家的核心及其主要影响力来源为中、印、俄三国。这三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国土面积、人口总量和国防力量单独来看均能进入世界前列，在国际影响力上除美国和欧盟之外几乎无其他类似国际组织可以比拟。这三国之间的关系彼此纠缠而且复杂，也成为困扰金砖国家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印度已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作为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 2018年印度总人口达到 13.5亿，2019年印度人平均年龄为 28.1岁。快速发展的经济，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在语言、思维和体制上与西方接近，使印度在西方受到相对正面的认知，因而十多年来，印度“将会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声音，在西方媒体上不绝于耳。早在 2014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就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 PPP）计算，印度 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在与西方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的同时，印度又曾受到苏联计划经济思维影响，并与俄罗斯存在长期合作的历史，因此其能够与俄罗斯保持非常紧密的军事和政治合作关系。这种罕见的在外交、安全上的东西方的左右逢源，表现在印度既能够加入中俄等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又能和美日澳新等国家的军队联合组织军演，甚至使印度在拥有核武器这一问题上所受到的西方制裁也不过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印度军队的武器来源更是囊括万家，联合国五常中除中国外其余四常均通过不同方式向印度出口武器。

在良好的国际环境和较为迅速的经济增长背景下，印度近年来进入“印度教民族主义”抬头的时代。2014年，纳伦德拉 ·莫迪为首的、带有印度教宗教激进主义倾向的人民党击败长期执政的国大党，控制印度政权。莫迪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试图以民族主义情绪整合国内政治力量，维持其基本盘。不过，受到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提出的建立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外交传统的影响，莫迪的国内政策向外延伸，为印度的外交政策加上了大国沙文主义色彩。过去数年间，印度在区域外交上表现较为活跃，除了与“宿敌”巴基斯坦保持摩擦之外，印度还插手干预斯里兰卡政治局势，对尼泊尔实施经济封锁。2017年和 2020年，中印两国边界洞朗地区和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对峙和冲突。其中， 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造成印度军人伤亡和被扣押，点燃了印度境内的排华情绪。在这种情绪下，印度政府一方面出台政策，在经济上打击中国在印度的互联网企业和数字产品销售，另一方面逐渐向美国的“印太战略”靠拢。这使中印关系出现了急剧转折的可能，也有可能波及金砖国家的内部团结。不过，鉴于印度外交存在大国思想，强调自身的独立主权，例如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地位，加上印度曾经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印度全面转向美国并与其成为军事政治同盟的可能性并不高。但是，印度仍会利用美国“印太战略”为自身获取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

过去十年里，中印关系大体上处于较为平稳发展的状态。双方各有经贸投资。仅 2019年，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就达到 8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印度有较多投资，其中包括阿里巴巴投资的印度最大的线上支付企业 Pytm，中国的手机生产商小米、 vivo和 OPPO占据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半数以上的份额，富士康等企业在印度投资建厂。部分中国企业在电力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中标，提升了印度基础设施的水平。2017年洞朗事件发生后，中印双方迅速通过外交渠道予以平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边境问题影响双边合作的情况。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印度国内掀起反华浪潮。这一次印度政府借机封杀部分中国企业在印度的业务，这一单边行动对中印经贸关系造成了很大损害，中国需要对印度政府下一步行动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在印度是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中国也与其存在着矛盾。这些问题，毫无疑问会损害中印关系，并导致金砖合作机制运行出现不畅。

相对于印度，中俄关系发展较为顺利，没有出现太多的动荡和波折。中俄双方在 20世纪 90年代结束边界谈判，既稳定了双方的安全格局，也为双边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协调提供了足够的战略信任，为中俄关系的稳定奠定了长期基础。与印度不一样之处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不断遭到 —至少俄罗斯认为遭到—北约和西方的挤压。这突出地表现为北约不断东扩，吸纳中东欧国家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通过“颜色革命”带来政权更迭，强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的离心力。从传统地缘政治观点来看，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缓冲空间被压缩。这迫使俄罗斯更加强调向东发展，通过稳定与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避免出现东西两个战略方向都出现于己不利的情况。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以及 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遭遇西方制裁和国际孤立，迫切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改变这一局面。金砖国家在外交上的支持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此外，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俄罗斯逐步卷入叙利亚内战。它需要同时维持自身在叙利亚、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利益，战线已经过长，因而需要维持其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外部安全环境。

在经济上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原有的市场碎片化，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出口以保证经济运转，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为俄罗斯提供了能源出口的庞大市场，使之在遭遇制裁后获得宝贵的国际硬通货。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下，俄罗斯与中国先后建成了中俄原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实现了经济上的互补。特别是国际能源价格经历了 2014年的腰斩之后，至今价格仍旧疲软。俄罗斯与中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降低了其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近几年来，中俄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较为平稳。中国的跨境电商和数字科技公司大量进入俄罗斯，例如 2C跨境电商平台阿里速卖通最大的海外市场在俄罗斯，中国智能手机在俄罗斯获得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俄罗斯增加了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总量， 2019年俄罗斯农工产品向中国出口总额增长了 27%，达到 32亿美元，占俄罗斯农工产品出口总额的 12.5%。双方在经济结构上体现出了较强的互补性，并且在能源开发和研究、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具有较多的合作。

在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中，中国政府多次表态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受到尊重，乌克兰也不例外。中国愿意和国际社会一道，为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做出努力，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虽然中俄两国在安全方面和国际政治方面存在较多的共识，但中俄之间并非正式的盟友关系。这是由两国的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波兰学者米哈夫 ·卢比纳认为中俄友好是“政治权宜婚姻”，认为两国接近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要求。这一观点显然没有看到两国在投资贸易、经济合作以及科研上面所具备的高度互补。将中俄两国关系置于地缘政治的框架上来看，双方并无直 接的利益冲突，而且短期内也不存在冲突因素，因此即便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长期和友好的中俄关系是可以预期的。

中、俄、印之间对于金砖国家的功能和诉求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例如，俄罗斯出于反制西方对其战略围堵和拓展自身战略空间的需求，更希望金砖国家能够在政治上发挥平衡西方体系的作用；而印度（包括巴西）因其政治上的左右逢源，不愿意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过度政治化。印度对于金砖国家能否给予自身经济利益，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不至于过分依赖西方资本和西方经济体系寄予更高的期望。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诉求则介于俄罗斯和印度之间，但更加强调通过合作取得与当下全球秩序的兼容与融入。此外，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金融波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俄、印的理念也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金砖国家机制的软肋，但由于各成员国对此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反而促成了各国之间的理解，在处理各自关系时极少采取过激的做法。这是金砖国家合作在今天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选自《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王辉耀、苗绿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