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宗是香港地产界的传奇人物，两次“踩点”投资将恒隆地产从低谷带向高峰；讲话直率且深刻，颇有鲁迅遗风。他还热衷公益慈善事业，3.5亿美金捐助哈佛，以一己之力修复故宫建福宫花园。

　　陈启宗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社会企业家，他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了当代企业家的典范，彰显了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

　　读书“不务正业”

　　1949年，陈启宗生于广东顺德，父亲陈曾熙1960年创立恒隆集团，并于1972年在香港上市。

　　陈启宗升入中学之时，身边家境优越、成绩优异的孩子都被送去英文中学读书，父亲却将他送去中文中学读书。陈曾熙作此决定是想让儿子自小便能体认社会的全貌，了解民间的生态结构，以培养他坚韧的个性。

　　中学毕业后，陈启宗被送往美国继续深造。在美读书期间，他的作风颇有些“不务正业”，不一门心思读书，而是抽空就去看橄榄球比赛，参加聚会，去教会做义工。

　　对于陈启宗的“不务正业”，父亲陈曾熙非常担心，怕他玩儿野了，回来后会继续地不务正业下去。两代人在理念、价值观上的冲突在所难免，权衡之后陈启宗没有回香港接收恒隆。“我父亲是个性很强的人，我也是。我知道回来跟他做生意，一定会有冲突，宁可保持父子关系。我在美国待了十几年，从来没有想过回来，直到他生病去世了，我才回来。”

　　兵行“险招”，转战内地

　　1986年，陈启宗的父亲去世，叔叔陈曾焘接掌恒隆集团，陈启宗也进入集团担任董事。这一年，陈启宗还与弟弟陈乐宗一起创办了晨兴创投公司，投资初创和成长型科技公司。晨兴投资的公司已有多家在NASDAQ上市。“风险投资不会没有风险，十投不可能十赢，但十投八赢，就是胜利。”这是陈启宗的投资哲学。

　　1991年，陈曾焘退任，陈启宗接任恒隆集团主席，并将出租型物业调整为恒隆发展策略的重点。

　　陈启宗接手之时，恒隆集团还没有从两次投资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在香港地产的黄金二十年里，恒隆地产却接连走错了两步。第一步是20世纪70年代，恒隆行事过于保守，在本应大肆扩张拿地之时故步不前，畏手畏脚。第二步是20世纪80年代，恒隆又过于急躁，迫于上一次过于保守的压力开始大肆冒进，疯狂出手拿地，却不料被1983和1984年的大跌打得元气大伤，集团经营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陈启宗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没落中的大企业。

　　陈启宗接手之后，看准时机，踩准市场发展走向，也是两步就让恒隆起死回生，发展壮大起来。第一步是1992年，跨出香港，进军大陆市场。陈启宗将进军大陆的第一站选在上海。“当时我发现，第一，广州有太多的港商在那里，太热。一块地可以同时卖给三个人，然后慢慢再看谁出的价格高，总之很乱；北京那时太冷，你来就来，不来就算了；上海则是刚好，别人以为我是说天气刚好，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是社会的风气，是政府的态度。”

　　1992年，进军国内市场的元年，陈启宗毫不犹豫地拿下徐家汇和虹口区等四块五公顷的土地。之后，恒隆广场和港汇广场也先后建成。

　　1993年，陈启宗再下一城，拿下静安区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以东的三公顷土地。

　　2004年，恒隆集团在上海的项目已经成为集团最牛气的利润增长点。

　　2006年，恒隆集团收入的30%来自上海的项目。

　　现在来看，陈启宗是走对了，但当时确实有些冒险。对于已经有些羸弱的恒隆集团，进军之处就大手笔投入，实在有些“心惊肉跳”。陈启宗却很淡然，“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那里根本没有甲等写字楼，一栋也没有。我们去盖四栋甲等写字楼，最小的一栋是六万三千平方米，最大的一栋是九万平方米，胆子很大。但是我们认定一件事，就是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上海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事后回头看，我们是比较幸运的。”“全世界最快速增长的一个市场就在我们旁边。中国内地市场快速地增长，那是百年一遇。上次人类历史看到这样的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我们要是不能从中得益处，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国家对香港人是礼遇有加，什么CEPA……真是好处都给你。有人问我，你对香港的看法，对香港前景怎么看，我说没有理由不好。”

　　没有熊市，何来英雄

　　陈启宗高明的第二步是避开了席卷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1994年3月以后，我们差不多就没有买过地，升得太高，它会掉下来。”受金融危机影响，香港地产暴跌，许多地产大亨一夜之间负债累累。陈启宗成功地避开这场经济浩劫，不仅从1994年开始没拿地，还在1997年地产业的巅峰时期出售了多项物业，回报颇丰。

　　亚洲经济危机让很多人担忧香港经济的未来，陈启宗却信心满满，“外国人以为香港1997年以后经济没有以往那么好，是回归的问题，那是不理解情况的人在乱说话。回归对香港经济是正面的影响，不是负面的影响。当时就有个决定，金融危机是不是永远不能翻身？我们不这么认为，所以1999年、2000年，我就大举地去买地。那几年，根本没有人跟我们竞争。”经济危机的余威尚在，陈启宗就又开启了大手笔拿地模式。他在1998年买下的土地到目前为止还是恒隆单个项目中最赚钱的，如“君临天下”一个项目就为恒隆赚到200亿港元。

　　2000~2004年，房地产商争相竞购之时，陈启宗又沉默了。

　　2005~2006年，沉寂四年的陈启宗看中了二线城市的商业地产，在济南、沈阳等城市大干了两年，买下许多土地。随后又在市场热起来之后归于沉寂。

　　这段沉寂让他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和资本得以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抄底房地产。

　　陈启宗说：“没有熊市，何来英雄？英雄就是别人都死掉，你活下来。只有在熊市来临时，才能买到便宜的土地。这样下来，才会成功。做生意要心如止水，安静得像睡着了，但内心是灵敏的。该动的时候，要动若脱兔，重拳出击。”

　　别忘了昨天的眼泪

　　2010年，陈启宗主政的恒隆又迎来一次发展策略转型。这一次，陈启宗表示恒隆将转型内地商业地产。“香港开发商做住宅在内地没有优势，我们要向内地开发商学习。但我们学不了万科，他们一年挣的钱没有几个香港开发商可以挣到。”“我们要做内地开发商学习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做商场。”

　　此后，恒隆地产在沈阳、济南、无锡等城市相继落成多家恒隆广场。目前，恒隆在内地开拓的恒隆广场项目已有6个。然而，在这些城市开张的恒隆广场并没能续写上海的辉煌。

　　2014年，恒隆的年报公布显示，内地商业地产的租金收入依然还是“仰仗”上海。很多人据此认为恒隆商业地产的模式无法在内地二三线城市成功复制。陈启宗却说：“其实好多人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我们上海两个项目头五年六年也是很困难，不过现在过去了，比较繁荣了，大家就看到今天的风光而忘记了昨天的眼泪。”

　　2015年9月，恒隆集团中期财报中陈启宗的致股东函在朋友圈广为流传，面对“黄金时代结束”的论调，他认为：“如果说中国经济处于一定的调整期，这个我承认。但要说中国实体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结束，这是痴人说梦。中国经济真正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13亿人每天要吃三顿饭，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吃两顿，人要穿衣服、开车子、住房子，怎么会不好呢？经济总是会上上下下，有循环的，人性就是这样，人组成的社会也是这样有循环。”

　　陈启宗就是有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勇敢地在大多数中做着小众，别人闹得火热时耐得住清冷，别人喧嚣过后敢于第一个伸手。轻重缓急就如信手拈来，看似毫不费力，实则修炼良多。也许就如他常说的那句话，“做人不能太聪明，要准备吃一些苦，花一些功夫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业。”

　　财富不传承

　　情怀说起来是件挺虚的事儿，写个诗作个文都可以说是情怀。陈启宗或者说陈氏家族却将这件很虚的事儿做得很实。

　　1986年，陈启宗的父亲去世时，留下遗嘱将其高达40多亿元港币的财富成立陈曾熙基金会，而没有留给妻子和儿子们 。

　　1997年，陈启宗的叔叔陈曾焘与其夫人许启明创建思源基金会，支持大陆的教育和医疗。

　　对于财富的“传承”，陈氏家族有着自己的见解，那就家族财富不传承。“有钱的儿子不成材，没钱的儿子成材。先父去世时我们三兄弟没有拿到一分钱。我儿子从小我就教育他，他不会从爸爸这里拿到一分钱，将来也是。”陈启宗也曾表示“钱不留给后代，都用于做公益、做慈善，除了养我妈妈以外。”“把钱留给孩子是最傻的事情，给孩子道德认知和教育机会就够了。”

　　1997年，陈启宗与弟弟陈乐宗发起成立晨兴基金会捐助教育。捐助过的学校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还在中国科学院捐赠了晨兴数学楼。

　　此外，陈启宗还与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共同设立了“晨兴数学奖”，为达到世界水平的、45岁以下的华裔数学家提供奖励。

　　2014年，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用于资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人类医学难题研究。这是哈佛自1636年建校以来收到的单笔捐赠中金额最大的一笔。

　　陈启宗做捐赠一向低调，很少对外界宣布捐助金额。若被问及，也只是回答“钱是最不值钱的，怎么都往钱那里想？”他认为，“没财富不行，但财富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做地产踩得准时机，懂得“月满则亏”的哲理，而且运用得很艺术。在他这里，乌龟和兔子都是不完满的，而是要“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情”，收放自如也张弛有度。财富传承坚持大爱心态，“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所以他为孩子提供“道德认知和教育机会”，提供“管理机会”，却不会给他们提供直接的金钱。回馈社会，低调行事，这大抵就是所谓“低调的奢华”。

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